刮向舆论场的“火灾”:不同群体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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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刮向舆论场的“火灾”:不同群体的“记忆”

因为一篇自媒体文章,澳洲的山火与一场发生于33年前的火灾联系到了一起,触发了不同群体对1987年“5·6大兴安岭火灾”的记忆,争议也因此而生。记忆的重要性在于抵抗遗忘,然而对于灾难,我们该如何去记忆?

撰文|吕婉婷

澳洲的森林火灾,至今已经燃烧了4个月。山火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并不特殊,但持续的干旱高温助长了这起山火。

人们开始思考澳洲火灾背后的体制问题:澳洲的志愿者消防员制度是否存在改进空间?地区消防设备水平不均衡是否会影响到火势控制?对澳洲当局和消防员的指责声也随之而至。

而因为一篇自媒体文章,澳洲的山火与一场发生于33年前的火灾联系到了一起,触发了不同群体对1987年“5·6大兴安岭火灾”的记忆,争议也因此而生。记忆的重要性在于抵抗遗忘,然而对于灾难,我们该如何去记忆?一时的激情虽然炽热,但失去理性的思考,是否会迎来精神的淡漠与遗忘?

刮向舆论场的“火灾”:不同群体的“记忆”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坐落着一处因火灾而落成的纪念场所——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据公开资料显示,这座占地面积2900平方米的纪念馆始建于1988年,扩建于2006年,每年会接待万名参观者。馆中陈列着一份被烈火炙烤过页边发黑的日历牌陈设,时间被定格在了1987年5月6日——

“五月大,星期三,农历四月初九,今日立夏。”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内被烈火炙烤过的日历牌。

对1987年立夏以及随后历时28天的救灾之战有记忆的人们,脑海中的影像痕迹大概是炽热通红的。因为两名林场工人丢掉的烟头,因为一名刚到林场工作13天的工人启动割灌机时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大兴安岭林场发生了一起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5月7日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播报的卫星云图中,黑龙江省境内显示有两处红色火区。直至6月2日彻底扑灭,共有5·8万人参与救火,受灾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226人烧伤,221丧生,5万余人流离失所。

如果不是近期自媒体提到了这则事件,很多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不会对这起火灾有印象。“历史在加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的导言中如是说。加速的生活,让“遗忘”变得不再鲜见。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感知往事的余温,在变化的环境中,很多先人的经验早已缄默不言。我们之所以开始频繁地谈论记忆,是因为很多记忆,已经难以维系。

然而历史和记忆没有那么容易消失殆尽,它凝结在某些不具备普遍性的场所中,成为某些群体内在意识的标的物。在历史的缝隙间藏匿记忆的场所,是一种交汇点,它让断裂的意识和被撕裂的记忆融合在一起,甚至能唤起新的记忆。

森林保护相关工作者不会忘记“5·6大兴安岭火灾”,那场可怕的灾难留下的教训不只是受损数字可以言明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也不会忘记“5·6大兴安岭火灾”,1987年一组反思灾难的“三色报道”文章列入了中国新闻史教材,每一个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曾在学习深度报道写作的时候研读过《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中国青年报1987年“三色报道”。

“红色”的大火对当年的救灾机制发出了警告,“黑色”的咏叹哀悼受灾的人们,“绿色”的消逝提醒人们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这场灾难对人们来说,远远不只是经济损失。

33年前的那场大火,刮向了今天的舆论场。但无论是谁,都没有这样的底气,能理直气壮地说对当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林业工作者不知“三色报道”对于中国新闻业的意义所在,新闻工作者不知当年那起灾难后森林保护问题的具体细节。我们记忆灾难的方式,受制于我们身处的文化语境,我们需要意识到,记忆和客观意义上的历史,不可同义转换。

记忆灾难的方式:记忆不等同于历史事实

“在历史深处,活跃着一种对自发的记忆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批判精神。记忆总是对历史心存犹疑,因为历史真正的使命是摧毁记忆。”——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

诺拉的这段话,阐述了历史和记忆的对立性。在他看来,历史是对过去的客观再现,是一种需要严谨分析和批判性话语的思想活动。而记忆是鲜活的,它来自于朦胧、游离、个别或象征性的回忆,容易受倒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所以客观的历史需要摧毁具有主观性的记忆。

这其实提示我们在思考集体记忆相关问题的时候,需要去回顾集体传统,传统为记忆提供了环境,也影响了记忆的呈现方式。具体到对灾难的记忆,我们记忆的方式,也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语境。

文学,是记忆重要的承载载体。文化批评学者张闳在《灾难记忆与灾难叙事》一文中分析了中西方的灾难叙事。他写到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对灾难有着一种“特殊的、无与伦比的记忆力”。《旧约·圣经》与其他民族古典文学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充斥了关于灾难的描写。而承袭自《圣经》的对灾难和痛苦记忆的共同感知,让犹太人获得了强大的民族认同。


《鼠疫》,(法)阿尔贝·加缪著,柳鸣九、刘方、丁世中译,凤凰壹力·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

此后的西方文学在描述末世灾难的时候,同样继承了《圣经》的传统,在灾难逼近之时拷问人性之善。如加缪的《鼠疫》,描述了当鼠疫封城之后,人们脆弱的希望被可怕的现实蚕食后被“囚禁”的状态——怀念过去,抛弃奢望。加缪笔下的灾难是人性的试金石,人挺身面对荒诞所带来的痛苦,是生命价值的所在,即便这种坚持可能毫无结果。

张闳对汉语文学中的灾难叙事分析,则集中于1950年后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这些内容不能与前文提到的文学作品进行同一维度的比较。它们具有时代赋予的特殊功用,它们需要调动集体的积极性和认同感,让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

如果将中西方的同类文学进行比较,或许能看出一些灾难记忆模式的文化区别。《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和中国传统神话传说“大禹治水”描述的都是远古时期的大洪水灾难。前者故事的核心是悲悯的宗教精神,是筛选和拯救,而后者故事的核心则是治理和抗争。这两则故事,也给后世留下了截然不同的文化遗产。

其实无论何种文化语境,对灾难的记忆都起到了抚慰创伤的作用。这使得人们在记忆灾难的时候,会对灾难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唐诗宋词中不乏灾难题材,但相较于唐代的诗人,宋代词人更倾向采用隔离化的叙事抒发沧桑的情绪,而非呈现具体的灾难细节。“兵后人烟绝稀少,可胜战骨白如山。”这样的描述在宋词中较为少见。

古代文学研究者王晓骊对此评价道,这代表了宋词在文学风格上的创新,对灾难细节的回避,是在排斥有损审美性的伤害性描写,而在灾难中保留对美的追求,本身就透露着对生命的珍惜和眷恋。


《泰坦尼克号》(Titanic 1997)剧照。

这种美化在大众向的影视作品中也许更为常见。如电影《泰坦尼克号》里,在乐手合奏《Near my God to Thee》的音乐声中,年迈的爱人在船将倾覆之际相拥,来不及逃离的母亲为孩子讲述睡前故事,穿戴整齐的绅士喝着酒等待死亡的来临,一曲完了之后,乐手致敬彼此,感谢今日的合作相逢……短短几分钟的镜头的分量,或许重于男女主的爱情主线,在灾难面前,普通人身上所展现的挣扎向上的人性光芒,永远不会被掩盖。

灾难记忆的意义:为重建认同也为抵抗遗忘

每一种集体记忆背后,都站着一个群体。群体在不断书写、阐释记忆的过程中,都在抚慰过去的创伤,塑造着集体认同,并希望在更大的群体范围内,收获更多的认同。对一场火灾的不同呈现模式,其实体现了不同群体的意识差异,而每一种差异的意识,也都有其来处。

在倾向选择美化和遗忘的群体面前,坚持记忆能考验良知的人们抵触这种在灾后的遗迹之上建立美丽但脆弱的“心灵建筑”。在灾难记忆激发的疯狂炽热的情绪面前,呼唤理智的人们在思考,缺乏针对灾难细节的理性思考的狂欢之后,人们迎来的是否是更大的精神淡漠。张闳认为灾难书写既是精神自愈的良方,也应是反抗遗忘的凭介。遗忘和淡漠,对于能够激发社会行动力和纠错力的灾难记忆和灾难书写来说,是真正的“死亡”。

“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乔治·桑塔亚那如是说。在集体记忆的层面,社会抗拒遗忘伤痕。比如对于更宏大的战争灾难,铭记伤痛已经成为一种道德责任,无论是口述史的兴起、公众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还是国家公祭日的确立,都指向了一种记忆的义务,这种义务与民族身份建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真正的灾难记忆,如果彻底回绝了伤痛,那必将走向遗忘。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前言对火灾惨剧、救火努力的记录。

我们身处互联网信息洪流之中,数字平台暴涨的信息流看似能记住一切,实则也在加速着遗忘。我们被眼球经济所左右,历史成为一种信息,在我们的生活中仅作短暂的停留。信息接受和理解的碎片化,也导致了历史意识的碎片化。

但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互联网飞速的信息传播,让我们有机会得以接触到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我们脱离了真实生活的地缘束缚,从而拥有更广阔的空间。问题在于,作为个体的你,选择用什么方式去吸收。虽然我们时常被潮流推着向前走,但个体性依然有一定的灵活空间。

网络纷纷扰扰,“三色报道”经典依旧,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依然安静地坐落在漠河县内。“火灾之源”、“烈火熔城”、“悲惨瞬间”、“人间炼狱”、“悲伤的城市”五个展厅中,既有救火事迹的留存,也有因火灾殒命的普通人留在人世最后的瞬间。

而更多的记忆,有待后人写就。

作者丨榕小崧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